产品经理从另一个角度看历史（古代篇）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经济基础是指由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构成一定社会的基础；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制度、组织和设施，在阶级社会主要指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

简单来说，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决定了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制度、组织、设施的改造。比如，农耕时代重农主义，社会简单划分为以统治阶级压榨农民的劳动力生产粮食供养军队再反过来控制农民，所有的社会制度、组织关系、基础设施都是围绕这个生产关系设计。

自从周天子烽火戏诸侯，西周灭亡后，没有天下只有国家，必然涉及到领土纷争，于是伴随着领土扩张的时代来临。重农主义是古代历来的态度，在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地方，必然需要农民的劳作粮食喂养军队，而边远小国单靠农耕必然不能国富强盛，在肉弱强食的时代，弱者就是变革的发动机。春秋五霸之一齐国，正是一场经济大变革的结果。管仲第一个提出了士农工商，将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并且规定每个职业顺带继承，不可改行，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父兄的专业技能，用现在的观点来看有点行业细分的理念，让人们专注在一个技能上，形成工匠精神，使齐国的制造业技术领先于其他国家。管仲对商业的重视，其思想“以商止战”顺民心，其名言“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所以在对外关系不协调时，管仲更更乐于用商战的办法来削弱其他国家的势力，经典的商战案例就是对战有齐鲁并称鲁国。管仲通过举国上下消费鲁国特有的丝织品，导致鲁国该丝织品需求量大增，从鲁国大量进口该丝织品，进而导致鲁国全民生产（有点中国大炼钢铁的意味），从而荒废农业。然后齐国限制进口该丝织品，导致鲁国经济顿时崩溃，从此一蹶不振，管仲利用国际贸易改变供求关系，齐国不费一兵一卒商战鲁国。

与变革之初的齐国一样，秦国也是一个偏远小国，被中原蔑称为秦夷，依然是那句在肉弱强食的时代，弱者就是变革的发动机。秦国出现了一个和管仲一样重要的人物：商鞅。管仲是重商主义的开拓者，商鞅就是重农主义的典范。环境影响人，由于齐国地处黄河下游地产丰富，所以交易多；而后者处于黄河上游，物产品少，想要强大，必须扩张领土，加上西北民风彪悍，因此秦国国家第一要义就是打仗。这里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维护显而易见，在当时秦国只有三件事：中央集权，农耕、军战，解释起来就是“用农民生产的粮食供养军队在君主的集权领导下去打仗”，整个国家就是一部战争机器。大家应该都听过商鞅变法，最有名的就是“废井田，开阡陌”的土地改革。简单来说就是土地私有化，大大激发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使粮食成为打仗的重要战略物资。另外，商鞅制定了以军功上爵的制度，共有二十个爵位等级，第一次使平民可以跻身贵族。这两招让整个秦国，休战时兵为民农耕，作战时民为并打仗，加上生产资料被国家控制，消灭商人，这种命令型的计划经济的国家主义从而使国民经济完全服务于国家目标。新中国早期也是效仿商鞅实行命令型计划经济的国家主义，好处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让所有资源倾斜于国家统一目标。

中国的经济变革无非就是在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之间摇摆。高度专制集权的制度建设试验于商鞅，成形于嬴政，秦始皇凭着商鞅变法打下的基础，南平百越，北击匈奴，统一华夏，建立了以汉为主的大一统王朝，从历史进程上分析，没有秦始皇可能现在的中国和欧洲一样分裂，上百种语言，各个地区之间无法统一交流。秦朝被汉武帝灭掉后，又进入了重商的节奏。而重商的原因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统一王朝没有纷争战国时对战争的渴求；第二，国家满目苍夷，集权依然无所可图。于是只好中央放权地方，让利地方改革（改革开放时期与其相似）。史称“文景之治”，其实也是被逼的。所以说环境影响，造化弄人。在宽松的政策下实行了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商业发达，而先一步富起来的商人集团成为一股强大实力，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性产业，地方势力庞大，中央集权旁落，官商勾结，极大败坏了吏治。因为这些条件的成熟，必然会威胁到皇帝的统治，于是有人提出“增强中央，削弱地方”的集权主张。当“七国之乱”平定后，汉武帝即位，接受历史教训，又一次把国家拉回到计划经济的国家主义上。并且第一次提出独尊儒术，典型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用一句话概括汉武帝的政策就是“国营企业政府化，国家政府企业化”。官府彻底垄断民生民计以及利益丰厚的产业，比如盐业、冶铁等。汉武帝通过对国营企业的掌控，进而掌控国家经济命脉，从而对国家的掌控。汉武帝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度下的经济治理基本模型，极大的增加了国库的财政收入，也是汉朝成为全球第一个人口超过五千万的经济强国。

我们往往提到贵族精神，而又说现今中国没有贵族精神。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经历过几种形态，贵族形态，世族形态和士绅形态，战国之前，贵族和君王地位平齐，君王甚至在重大问题上需要与贵族进行沟通，征得意见。那时候贵族是纯正的，以天下苍生为己任，是有大胸怀和抱负的。秦始皇统一华夏的时候消灭了贵族，因为需要中央集权统治。于是商鞅变法的一套加宫进爵的制度产生了世族，因为是平民化的举措，所以世族眼里更多的是家族利益，没有国家利益，更多的是如何扩大家族形态，以血缘维持，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可以完全不依赖外界而独立存在。从经济上来看，阻碍了商品的流通和交易，无法释放生产力（有点闭关锁国的意味），于是在王莽篡位的第二年，再一次进行了经济改革，又一次将中国拉回到命令型计划经济的中央集权，核心口号是“均贫富”。通过高度中央集权将利润收缴国库，然后再重新分配。王莽的这次经济改革颇有社会主义的意味，甚至进入共产。但是任何经济改革需要有条件和环境的浸润，然而王莽变法既得罪了世族和有产者，又得不到无产者支持，而中央有没有增加收入，全部分发出去。于是以掉脑袋结束。所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前提是要有一定的条件和环境孕育。上层建筑先改，却没有合适的经济基础，制度落空，无法执行。

大唐盛世又一次的经历重商主义到中央集权专营制度，与汉朝类似，开国初期放权到后期专营。唐朝是中国第一个短暂实行过西方社会所推崇的“小政府、大社会”理念。李世民让富人出钱养官，让地方出钱养兵，以至于中央财政支出减少。与现在的公司集团化治理结构很像。由于中央财政需求少，所以整个社会赋税轻，商业发达，社会财富增加，也促使唐朝对外贸易繁荣，长安成为世界的中心奠定基础。而历史终归是相似的，大唐也没能逃脱汉朝的轨迹，开放工商业必然导致地方财团势力庞大，于是镇守北方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正因为分权的结果。于是朝廷效仿汉武帝进行中央集权操作，以果断的专营政策迅速改善了中央财政状况。通过削藩和国营专营，结束中央财政“讨饭财政”状况，又一次证明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前面我们说道的shi'shen士绅形态就成形于宋朝。宋朝依然是中央集权统治，重商主义但是又专营，最有意思的是宋朝并没有经历汉朝和唐朝的地方性叛乱，主要是来自外敌。原因是宋朝的专营且开放的政策，在大部分上游的关键性产业都由国有企业专营，这些产业一般都是资源性、民计民生以及暴力性，比如烟叶、盐业、茶酒等；而开放的产业由民间经营，都是一些经营分散，不宜管制以及利润微薄的产业，比如针线、服装、玩具等。所以国营企业盈利能力迅猛增加，民间生产和贸易也空前的发达，但是规模都不大，不易形成有竞争性的财阀。而这个制度一直顽强的延续到今天。因为钱都是国家的，所以没有了世族，同时国家允许当官者做生意，再加上科举制度促使阶层流动，很自然就形成了士绅经济。此种经济表现出两种现象，一为国有项目招标制度，也就是现在的资质库内企业的外包制度，其次国家对民间的特许经营模式，也就是发证照的方式。而此政策相对先进性在于既保证了国家的利润和对内政权稳定，又保证了民间资本的活跃，激活了市场能量。